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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加速进入搅动“大市场小行业”
中国证券报2020/3/20 15:26:26

  早上6点多钟的北京西站在静谧中迎来新的一天,就职于北京某券商投行部门的李红(化名)穿梭在略显稀疏的客流之中。经过一次次体温检测,他在早上6时53分顺利坐上最早一班高铁。这是他出差去北方某城市处理一项新三板市场相关业务。

  3月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从2月3日就进入“战斗”状态的证券业从业人员都铆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场。

  “造航母”动员令

  2020年初,再融资新规、新三板改革、降低证券公司投保基金缴纳比例、证券公司试点基金投顾业务等利好券商发展政策接连出台,这个春天对于券商来说,意义非凡。这仅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持续深化进程中的插曲之一。回顾2019年,科创板开板、试点注册制、外资持股比例放开时间表明确券商发展围绕头部化和特色化纷纷布局,整个行业在积极的气氛中扩张“版图”。

  对券商来说,随着新业务空间不断打开,证监会发声打造“航母级”券商的目标揭开了行业格局重塑的帷幕。2019年11月29日,证监会表示,将继续鼓励和引导证券公司充实资本、丰富服务功能、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加大技术和创新投入、完善国际化布局、加强合规风险管控,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促进证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其背景是,围绕投行业务、金融科技两大领域,证券行业正在出现深层次变化。

  北方某大型券商投行部门负责人吴明(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9年以来,券商投行业务出现崭新局面,主要表现是业务范围大大增加:一是国内品种增加,科创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都可以做;二是国际业务空间打开,对外开放迫在眉睫,但到境外发行股票要有相应的本领,需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在吴明看来,这是整个资本市场生态走向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中介机构做大做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保障。

  “以前,我们只能走交易所市场这座独木桥。根本原因在于底层市场没打开,地基没筑牢。有些公司既没有在区域性股权市场练过手,也未经历过新三板的教育,没有经过规范和信用约束的过程直接迈向高端市场。”吴明称,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将为券商投行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契机。

  在金融科技领域,不乏互联网巨头与头部证券公司合作,开展通道和引流业务。沪上一家中小型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国内券商已经具有一定的体量和规模,希望走专业化道路,与第三方合作更多体现的是优势互补或资源互补,但最终在这个领域冲杀出来的券商一定有核心自主的技术。互联网金融发展到今天,发展诉求已与此前两轮在互联网端、移动端比拼开户效率、营销模式截然不同,他们更多的诉求是依靠科技手段颠覆商业模式。

  经过一年快速发展,中国的证券公司们与国际同行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仍不容小觑。

  一方面,行业“排头兵”大踏步前进。业绩快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为7918.04亿元,较2018年的6531.33亿元增加超过20%。对比来看,截至2019年12月31日,高盛集团总资产合计9929.6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1万亿元。另一方面,行业发展仍然滞后。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133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7.26万亿元。

  “大市场小行业”背后

  从深发展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交易算起,中国资本市场已走过31个年头。虽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体量跃居全球第二,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证券行业仍旧是个“小兄弟”。即使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比较,券商在规模和盈利能力方面与银行、保险行业仍然差距较大。

  多位券商高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监管层有关表述提及的措施很有针对性。资本金不足、缺乏长期激励机制及有效风险对冲制度是券商做大做强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首先,目前券商补充资本金方式主要通过发新股、增资等,对于未上市券商而言增资渠道有限;其次,分配、管理制度中缺乏长期激励制度;再次,缺乏与股权市场周期对冲的信贷体系背书,也没有足够的体量及分散性来抵抗或者对冲风险。此外,从形式来看,纵观全球,券商内部重组并购是打造大型券商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券业重组并购进程缓慢。

  目前被业内寄予“航母级”厚望的券商之一中信证券就擅于通过并购其他证券公司来增强自身实力。中信证券最近一次收购是在2018年年底公告收购广州证券(后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历时近一年,该并购交易获证监会通过,并且为中信证券拓宽了华南地区的业务市场;2020年1月18日,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广州举行。早在2004年和2005年,中信证券就趁行业低谷先后收购了万通证券和金通证券,拓宽了公司在浙江和山东的市场。2013年7月31日,中信证券公告,历时三年多,完成对里昂证券的收购。

  并购过程中的障碍、并购后的整合消化是券商并购进程滞缓的主要原因。

  在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看来,券业重组过程中的阻碍,既有市场因素,又有行政方面原因。从市场因素看,过往两次并购潮均发生在资本市场低迷时期(2001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4年),可并购对象较多,并购成本较低。一旦市场有回暖迹象,并购成本就会大幅攀升,给并购带来困难。从行政因素看,我国券业实施严格的牌照管理,行政区划色彩浓厚的牌照具有很强的稀缺性。即便一些券商陷入经营困境,其注册地所在地方政府也不情愿外来机构对其进行收购整合。

  此外,被并购后公司的后续整合与协同也是券商重组面临的巨大挑战。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券商背后的政商关系成为制约国内券商并购重组步伐的重要因素:一是券商大多数是地方国资委控股,并购重组易受行政干预;二是监管对券商并购重组的外部约束。

  回归本源 加速发展

  对于如何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相关监管人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按照“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坚守“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四项重要原则。

  上述监管人士告诉记者,最重要的是回归本源,通过强化金融创新能力来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需求。不仅要从产品方面积极探索差异化和个性化,还要从经营、服务等模式方面进一步搭建起连接风险投资、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领域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架构。此外,要优化投资结构,扩大股权直接投资比重,严守合规底线,增强抗风险能力。

  他表示,国内证券公司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和文化优势,在未来的竞争中,应该自觉对标国际先进投行,发挥后发优势,同时积极加强合作,争取双赢。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来肯定会出现航母级券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研究部总经理孙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究竟要多久才能出现,谁能率先成为航母级券商,需要市场和时间给出答案。第一梯队的头部券商有先发优势,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中途掉队或弯道超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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